4月14日，《中国民族报》教育版整版报道我校师生共读《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内容包括杨玉文教授的《包容共进：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视角》、王艳副教授的《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与演进》，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2023级民族学硕士研究生陈雨迪的《提升历史自觉 强化使命担当》、2025级民族学硕士研究生陈嘉楠的《让中华文化绽放璀璨光彩》。

包容共进：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视角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以下简称《概论》）以史为纲，立足中华民族整体视角展开叙述。在此基础上我们看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并非单一族群的单向扩张，也不是简单的地域性联合，而是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各民族通过持续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包容中共生、在互鉴中发展，最终凝聚成多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回望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包容共进贯穿始终，构成了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何以形成、何以坚韧、何以延续”的核心视角。

空间互嵌：奠定民族交融的物理根基

从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开始，中华大地上各族群就从未长期隔绝。

夏商周时期，各族群通过相互杂居打破了血缘壁垒，正如《概论》所言，“各族群在不断杂居与通婚中打破了旧有的血缘边界，实现了深度融合和共同发展”。秦汉“大一统”后，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与边疆治理，将腹地与边疆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大规模南下中原，与汉人交错而居，“不同族群之间离散聚合、交错杂居，族群融合在规模、深度和影响上却是空前的”。隋唐时期，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胤”，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辽宋夏金时期，“以族群迁徙、族际通婚、礼俗互鉴为主要方式”，推动各族群从局部交融走向跨区域整体互融。元明清三代，无论是军队驻防、移民实边，还是商贸往来，都在持续推动各族群形成“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分布格局。

空间互嵌何以在历史上持续生成并不断深化？这源于中华文明独特的宇宙观与政治理想。

中华传统的宇宙观以“天地一体”为核心，由此形成“天下”观念，以“天下”统摄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是古代各族群的共同信念。由此而言，游牧与农耕、平原与山地、腹地与边疆，并非截然对立的异质空间，而是同一“天下”之中相互依存的组成部分。

同时，根植于中华文明深处的“大一统”政治理想和制度设计也为空间整合注入了持续动力：从秦汉的郡县治理到元朝的行省制度，历代王朝始终致力于将不同区域纳入统一的政治框架，使空间互嵌在制度层面获得保障。空间上的互嵌，使不同族群从分散走向聚合，从疏离走向亲近，构成了中华民族深层次交融的基本物理前提。

文化互鉴：积淀中华文明的历史底蕴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深刻体现在文化领域。

秦汉“书同文”奠定了跨族群交流的文字基础。汉朝将法家思想、儒家思想、黄老之学、楚文化等融为一体，形成了稳定的“大一统”文化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各迁徙族群在接触中原文化的同时，也将其自身文化带入中原，形成了互动交融的文化格局。《概论》将这一时期的融合概括为“双向涵化与多方互化”。隋唐时期，这种互鉴达到高峰，“这一时期的绚烂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书写的精彩华章”，“胡汉交融”“文化鼎盛”成为时代标志。辽宋夏金时期，“汉字被各政权借以创制文字，汉语更成为诸政权的通用语言”，同时除汉人之外的其他族群也“以各自卓有特色的文化风格对中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元朝八思巴文的创制、明朝伊儒会通的探索、清朝多民族文化的共存共荣，无不体现着文化互鉴的深厚传统。

文化互鉴何以成为各民族交融的常态？根本在于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文化基因。

《概论》指出，“文化上的中国”既在本质上趋向于“一体”和“统一”，又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这种文明气质使不同族群在面对文化差异时，不是选择排斥与对抗，而是走向欣赏与吸纳。这源自中华文明坚定深刻的文化自信：不因接纳他者而丧失自我，反因包容多样而更加丰富。

同时，经济互补为各族群文化互鉴提供了持续动力——游牧与农耕、平原与山地、腹地与边疆，不同经济类型之间的物资交换与人员往来，同时伴随着技术的传播、习俗的互动与文化的交流。“关市”“榷场”“丝路贸易”，既是经济纽带，也是文化通道。文化上的包容共进，使中华文化认同不断增进，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认同共识：汇成中华民族精神的力量源泉

空间互嵌与文化交融，最终指向认同层面的深刻变化。

从夏商周“天下一家”观念的萌芽，形成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到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了“诸夏”；从秦汉“华夏”认同的扩展，“大一统”理念的盛行，到魏晋南北朝“华夷一统”的政治传统；从隋唐“胡汉无差”的政治实践，到辽宋夏金诸政权共称“中国”的正统竞逐；从元朝“六合同风”的“大一统”治理，到明清“中华一家”的政治宣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层层累积、不断扩展，从自在走向自觉。《概论》中所引王充之言“古之戎狄，今为中国”，正是对中华民族认同不断演进的生动写照。

家国认同何以形成？关键在于“同源共祖”的历史观与“因俗而治”的制度智慧。

共同的祖先记忆、共同的历史叙事，实现了对地域、族群等认同的超越。从商代和西周时期，各族群有各自不同的祖先神，到战国时期，众多祖先传说开始出现融合，黄帝走向“共祖”的地位。魏晋以来，大量北方族群南迁，为解决“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掌握政权之后的少数民族君主主动认同华夏祖源，确立了脉络清晰的“夷夏同源”历史叙事。

而“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治理传统，则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将各族群纳入统一的政治秩序，使其在持续互动中加深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概论》评价元朝“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治理成就，正是这种制度智慧的集中体现——在包容共进中实现多元共生，为认同的层层累积提供制度保障。

包容共进的历史智慧与时代启示

空间互嵌、文化互鉴、认同共识，这三重进程彼此支撑、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正是这种“互嵌、互鉴、共识”的内在逻辑，使得中华民族即使在政权分裂、社会动荡的时期，都始终坚持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在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中实现更高水平的整合。这一历史经验为我们今天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深刻启示。

深化空间互嵌要持续优化人口分布格局。“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分布格局，是各民族在长期历史中自然形成的空间形态，也是互动交融得以持续的重要前提。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需要鼓励各族群众在共同生产生活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让空间上的接近促进心灵上的契合，使互嵌从物理空间延伸到社会空间、心理空间。

推进文化互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华文化之所以海纳百川，根本在于其深厚的文化自信。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既要珍视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又要不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不断增进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双向滋养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

巩固认同共识要推动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同频共振。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推动各民族在共同历史记忆中增强情感共鸣、在文化传承中夯实认同根基，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也要用时代精神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各族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共识与力量。

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发展史就从以往各族群众自发的交往交流交融史，转变为先进政党带领人民的自觉奋斗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要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以包容奋进的姿态，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系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学院）院长，本文系大连民族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重大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智慧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ZBA202601）阶段性研究成果】

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与演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以下简称《概论》）立足考古实证与文献记载，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紧密结合，不仅呈现了中华大地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发展脉络，也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必然性提供了坚实的史前维度支撑。

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萌芽、形成与拓展，是史前时期中华文明发展的核心脉络。作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早期中华文化圈并非单一文化的扩张结果，而是中华大地各区域文化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其以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为核心，逐步辐射至内蒙古东部、东北、岭南、西藏、新疆等广阔区域，形成了有中心、有主体、有层次的多元一体结构，为后世“政治上的中国”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地理与文化基础，也塑造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精神底色。

裴李岗时期的文化奠基与初步联结

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萌芽，根植于史前时期以来中华大地的生产力发展与文化交流。其核心节点出现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而萌芽的基础则在距今1.2万年至1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奠定。彼时，全球气候转暖带来了适宜的生存环境，中华先民率先完成了从狩猎采集向定居农业的转变，磨制石器、原始农业、陶器三大新石器时代标志相继出现，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物质前提。各区域文化虽仍具鲜明特色，但已出现初步的交流迹象，定居聚落的增多让文化传播有了稳定的空间载体。

距今8000多年前，各区域文化迅速发展，交流明显加速，以豫中地区为核心的裴李岗文化成为区域文化联结的关键纽带。裴李岗文化不仅拥有发达的农业体系，还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化，骨笛、契刻符号、磨制玉器等遗存，彰显了当时的文化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裴李岗文化凭借其中原核心区位优势，向周边进行广泛的文化辐射：向西催生了渭水和汉水上游地区的白家文化，向东影响形成淮河中游地区的双墩文化，向北辐射华北地区磁山文化，向南与长江中游地区彭头山文化深度互动。

这些文化区之间发生着广泛的交流。粟作农业随裴李岗文化扩展至西辽河流域，稻作农业在彭头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相互影响下，也向北延伸至黄河下游，美石美玉观念在各文化区内广泛流行。四个文化系统借助裴李岗文化的纽带作用初步联结为相对的文化统一体。至此，早期中华文化圈正式萌芽，中华大地的文化发展从此迈入了整体互动的新阶段。

庙底沟时期的文化整合与圈层结构

距今约6000年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是早期中华文化圈正式形成的关键阶段。此时，长江中下游与华北地区的史前农业文化生态系统完全建立，农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口激增与聚落扩张，各区域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交流日趋深入。而以晋西南、豫西和关中东部为核心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凭借强大的文化辐射力，推动中华大部地区实现了深度的文化整合，形成了庞大的文化共同体，标志着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开始形成，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

庙底沟文化的核心影响力，以花瓣纹彩陶这一文化符号的跨区域传播为鲜明标志。《概论》教材第三讲指出，庙底沟式的花瓣纹彩陶等向周围广大地区传播，东达海岱、江浙，西至甘青和川西北，南抵江湘，北逾阴山、燕山，远至蒙古高原，其范围已经涵盖如今中华文明的主体区域。这一文化符号的广泛传播，并非简单的器物模仿，而是其背后文化理念、审美取向、精神信仰的交融，表明各区域文化已有共同性。

这一时期，不同文化要素出现空前的跨区域传播交流。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与河姆渡文化、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等，均出现了中心聚落、大型祭祀中心与高等级墓葬，社会复杂化程度显著提升。如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江淮地区的凌家滩遗址，均展现出高度发达的文化成就，且两地出土的玉人造型高度相似，印证了跨区域的文化交流与精神共识。

早期中华文化圈形成后，呈现出清晰的多元一体圈层结构：中心区为晋西南、豫西和关中东部，这里有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中心聚落、数百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是文化创新与辐射的源头；主体区为黄河中游地区，聚落与建筑规模虽小于中心区，但深度认同并传承中心区的文化内涵；边缘区则包括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东北等与仰韶文化邻近的区域，在吸收庙底沟文化元素的同时，保留了自身的文化特色。这种圈层结构并非封闭的等级体系，而是开放的文化互动体系，并不断拓展边界——青藏高原的卡若遗址吸收了黄河上中游的粟作农业与彩陶技术等文化要素，新疆通天洞遗址发现了华北起源的黍类作物，内蒙古草原地带融合了中原的彩陶文化，东南沿海的早期文化越洋进入今天的台湾岛……由此形成了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广阔文化版图，与后世中国的疆域格局已高度接近。

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根基

早期中华文化圈作为史前时期中华大地各区域文化交融的结晶，不仅是“文化上的中国”的雏形，更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孕育之地，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深厚基础，其历史价值跨越时空，深刻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

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奠定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核心格局。这一文化共同体并非单一文化的同化，而是各区域文化在交流互融中保持自身特色、凝聚共同内核的结果，形成了一个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分层次联系的重瓣花朵似的格局。中原地区

因地处天下之中，成为文化交流的枢纽与核心，既吸收了各区域的文化精华，又向周边辐射先进的文化成果，这种“多元”基础上的“一体”，也让中华文明具备了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

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发展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形成过程。在早期中华文化圈的框架下，各区域先民通过迁徙、贸易、祭祀等活动，形成了共同的文化符号、生产方式、精神信仰。龙形图腾遍布中华大地并延续至今，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标识；玉器从实用装饰品发展为祭祀礼器，形成了统一的用玉制度，彰显了各区域共同的精神追求。这些共同的文化元素，为后世“炎黄子孙”“华夏儿女”等身份认同奠定了文化基础。

从各区域文化的分散发展，到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再到政治上的逐步统一，早期中华文化圈推动中华文明实现了从文化一体到政治一统的跨越，夏王朝的建立正是早期中华文化圈文化整合的必然结果，而“文化上的中国”也成为“政治上的中国”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统一的重要基础。这一文化共同体所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求中、择中”的文化传统、包容开放的精神气质，跨越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始终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核心密码，也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支撑。

【作者系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学院）副院长，本文系大连民族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大项目“基于知识图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数智化课程建设与实践研究”（ZBA202501）阶段性研究成果】

提升历史自觉 强化使命担当

1951年元旦，云南普洱专区各族群众举行盟誓大会，以当地的风俗习惯立下誓词碑，表示“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几乎同一时期，广西大瑶山通过订立团结公约化解历史积怨，明确“今后大家必须相互谅解，不计旧怨，共同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人民政府领导下，亲密团结”。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以下简称《概论》）讲述的这些故事，是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生动缩影，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各族人民真正获得平等政治权利、共同当家做主人，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中华民族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概论》在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历程时，史论结合，融论于史，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实践中形成、发展与巩固的历史逻辑。当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场景与制度演进的过程在书页间徐徐展开时，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实体在具体而微的历史细节中逐渐变得鲜活、真实起来。

研读《概论》教材，留在我心中的并非某个孤立的知识点或具体情节，而是一种日益清晰且深邃的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植根于辽阔疆域的共同开拓，巩固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缔造，浸润于悠久历史的共同书写，熔铸于灿烂文化的共同创造，升华于伟大精神的共同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贯穿古今的客观历史进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则是我们基于现实与未来所作出的坚定选择。

作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身处多元思潮交织的时代语境中，我们不仅要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的恢弘脉络，更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以一种基于深刻历史自觉的文化认同和使命担当，将个体的成长脚步映照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青春力量。

（作者系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2023级民族学硕士研究生）

让中华文化绽放璀璨光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研读《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以下简称《概论》）的过程中，我始终以这一重要论述为指引，沿着“大一统”核心主线，溯源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

《概论》清晰呈现了中华民族从起源、形成到发展的完整图景。从部落联盟到文明国家的形成，从“协和万邦”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每一次“大一统”观念的强化，都伴随着民族交融不断深入、各民族文化的深度互鉴。字里行间，我深切体悟到中华文化的多元与包容，感受到“大一统”不仅是政治上的统一，也是文化上的认同与凝聚。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智慧的共同结晶，各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通过授课教师的讲述，这些论述在我的脑海里越发明晰，并在线下实践中化为可感可知的真切体验。

在旅顺博物馆的参观学习中，馆藏白釉褐花“风花雪月”盘与“青酒肥羊”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两件辽宋金元时期的器物，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生动见证，其上的文字正是《概论》中“汉字之用”的具象体现——自秦朝推行“书同文”始，汉字系统代代延续。作为表意文字，汉字具有超越方言差异的稳定结构，不仅便于制度法令的传布与推行，而且促进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交流，使得中国保持相当一致的文化连续性。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兼收并蓄，汇聚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中华文化。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当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系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2025级民族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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