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中国民族报》教育版整版报道我校师生共读《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内容包括张利国教授的《大一统:学好用好〈概论〉教材的一条主轴》，周国琴教授的《辽宋夏金的“中国”认同》，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研究生孙千姣的《各民族共同构建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国际商学院本科生李承曦的《培根铸魂的“金教材”》。

大一统：学好用好《概论》教材的一条主轴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式出现而从未中断的文明形态，何以可久可长，赓续不断？其根源就在于“大一统”。正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秉持“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天下大同”的理念，把大一统看作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塑造了中华民族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以下简称《概论》）教材始终贯穿“大一统”这一叙事主轴，从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文明向度，从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向度，通过兼具学理性与政治性、知识性与生动性的大量史实、案例等，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

“大一统”锻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制度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各民族共同开创了“大一统”政治理念，并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通过实行编户齐民，建立郡县制，克服央地离心倾向，确保中央权力在基层的有效治理；推行科举制，打破阶层固化，推动不同阶层间的向上流动；实行文官制度、乡绅制度等开放多元的人才选拔和使用机制，实现王权、士大夫集团与基层精英共治天下。

《概论》提到，“这些巩固和发展大一统国家的重要制度是各族共同创造的，其中包括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权开创均田制与府兵制；蒙古人建立的元朝贡献行省制与宣政院；满人建立的清朝开创理藩院体制与驻藏大臣制。”北魏政权不仅开创了均田制和府兵制，还实行了“离散部落”政策，即解散部落组织，使牧民由依附于各部落大人的部落成员转变为基于地缘的编户，从而强化了中央集权管理。元朝贡献行省制与宣政院的同时，又一改羁縻之民“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的情形，使土司管辖下的西南各族共同承担上交赋税、维护驿站的国家义务。清朝在尊孔崇儒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利用和改造儒学传统，实现道统与政统的合一，以此维系“大一统”的政治观。

在“两个结合”视野下，“大一统”思想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渊源，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养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植根中华大地、传承深厚中华文化基因，正是“中国之制”切实管用的重要密码。

“大一统”培育了具有突出包容性的中华文明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冲破族际区隔、消除边界意识的重要途径。《概论》通过对各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广泛交融互鉴的史料梳理，展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不同于西方主要依据种族、地缘和宗教为主的族性划分标准，在中国，判定一个民族是否为中华民族一员，主要靠的是文化。“夷夏之别”并非种族之别，而是文化差异。“华夏”“蛮夷”可以互相转化，而且这个过程不是单向的、被动的同化，而是双向的涵化、多方的互化和主动地吸收与接纳。

《概论》教材提到，“参天可汗道”是由回纥等草原族群主动要求开辟的。“天可汗”制度既是唐朝统领四海万邦的重要象征，也体现了回纥等草原族群对唐朝政治权威、文化理念及其先进制度等全方位的认同。清朝乾隆年间，漠西蒙古土尔扈特部在首领渥巴锡带领下，克服艰难险阻万里东归，体现了对祖邦故地的朴素情怀，彰显出深沉的中华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

“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无论哪个政权入主中原，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正统；无论哪个政权都会为构建政治共同体添砖加瓦。”“无论哪个族群，无论哪种文化，都要首先维护好大一统体制，然后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与繁荣。”诚如《概论》教材所述，即使在辽宋夏金诸政权并峙时期，各政权也以争夺“中国”正统为共同目标，力争将自己纳入中国古代正统王朝的历史发展脉络，体现了各政权对“大一统”秩序的认可与信仰。

同样地，在对待外来文明时，中华民族秉持海纳百川的胸怀兼收并蓄，从而使中华文脉绵延繁盛，中华文明历久弥新。如宗教上，坚持政主教从、多元通和。历史上，先有印度佛教传入，后有伊斯兰教传入，中华文明均对其吸纳接收，使得外来宗教完成中国化，形成了儒释道合一的中华文化主干。《概论》教材提及的立于长安大秦寺中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正是中西文化交流及早期基督教初入中国的见证。

“大一统”形成了中华民族自觉追求团结统一的文化心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各民族信念相同，是中华民族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生动力。”这个“相同的信念”，其核心就是“大一统”传统。

“大一统”不仅是中国政治精英在王朝治理与社会整合中遵循的观念，更是中华各民族对政治秩序稳定的渴望与共识，是自觉追求和守护团结统一的民心所向。

钱穆先生曾将世界群族文化演进划分为“西方之一型”与中国的“东方之一型”，认为西方“于破碎中为分立，为并存”，中国则“于整块中为围聚，为相协”。一方面，中华民族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孕育了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统一性和对外开放的包容性，也决定了中华民族自觉追求秩序稳定与团结协作的文化心理。《概论》教材指出，“复杂的地理结构亦催生出各经济区域共存互惠的经济结构。黄河旱作农业区、江南稻作农业区、草原畜牧区、东北农牧区、西南农林区彼此依赖，具有极强的功能互补性，抱团发展更能抵御灾异、耐受冲击。”

另一方面，各族人民共同致力于拱卫国家政治秩序稳定与统一。《概论》教材提到，唐朝爆发“安史之乱”后，于阗王尉迟胜亲率五千于阗子弟不远万里“助国讨贼”的故事，传为佳话。在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引导各族儿女共赴国难，并肩御侮，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全面觉醒，书写了救亡图存的壮丽史诗。

由此，“大一统”作为贯穿《概论》教材的一条主轴，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何以凝聚生成一个团结稳固、牢不可破的共同体，何以历经沧桑巨变、动荡纷扰却依然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教师上好“概论”课，就要引导学生深化对“大一统”的理论认识，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引导学生积极吸收“大一统”思想精髓，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时代担当者、光荣践行者和坚定捍卫者。

【作者系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学院）院长、国家民委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辽宋夏金的“中国”认同

在2019年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论及各民族共同书写悠久的中国历史时指出：“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

“桃花石”是古代中亚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称谓。辽宋夏金诸政权并峙时期，各个政权彼此碰撞、攻伐与互动，以争夺“中国”正统为目标，共尊“中国”认同。在这一竞争过程中，辽宋夏金政权逐步承认了彼此的“中国”身份，中华民族实现内聚发展。

辽朝的“中国”认同

辽朝是契丹人建立的北方区域性政权，辖有今内蒙古、辽宁、北京、山西等地。自建立之初，辽朝就有统治中原的想法。然而，辽宋的几次战争中，宋朝虽然屡次失败，但辽朝并未达到消灭宋朝进而控制中原的目的。

缔结“澶渊之盟”后，宋辽开启近百年的和平局面，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族群融合，中原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由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辽朝放弃了直接统治中原的企图，加速了华化进程。辽朝称宋朝为“南朝”，而宋朝往往称辽朝为“北朝”，互称“南朝”“北朝”的做法，体现了双方对“中国”身份的自我认同和相互认同。

为维护统治，辽统治者均不同程度地仿效中原统治方式，接受了中原王朝的政治理念、制度文化。辽太祖以孔子为万世所尊之大圣，兴建孔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由此奠定了儒学在辽朝的政治地位。辽太宗对汉文化亦十分认同，辽朝部分官员也具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苏轼曾与辽使共饮，辽使遂诵其诗：“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可见在文化层面，辽朝受汉文化影响之深。

辽朝因俗而治，官分南北，在保留了自身特点的同时吸收汉制。辽朝原无科举考试制度，辽圣宗时始置科举取士。辽朝还效仿中原王朝设立学校。辽朝灭亡前夕，宗室耶律大石率部西走，最终在中亚建立政权，史称“西辽”，仍沿袭辽朝的典章制度。可以看出，辽朝上接唐制，接受中原王朝的政治理念、制度文化，本质上是中国传统封建王朝的延续。

宋朝的“中国”认同

北宋辖有今华北大部，西起兰州、四川，直至南方。北宋政权未能统一中国，文教昌盛而军事孱弱，在与辽、金的战争中屡屡失利。统治者借助“华夷之辨”为自身正统性作辩护。

北宋时期的“华夷之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自我认同，这种观念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尤为明显。

南宋时期，相较于辽夏金政权，南宋王朝仍然在文化上保持着显著优势，统治者力图以文化之强补军事之弱。南宋继续秉持“正统论”的思想，宋朝天子自认为继承了前代中原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南宋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作《资治通鉴纲目》，尊蜀汉为正统，同时强调“天下为一”。受这种正统论的影响，南宋的士大夫们多主张积极北伐，恢复中原，重新统一天下。

“道统论”也是宋朝中国认同的一个表现。所谓“道统”，是指儒家传道的脉络和系统。“正统论”和“道统论”两种观念共同构成了宋朝“中国”意识的完整面貌。

西夏的“中国”认同

西夏范围大致包括今陕西北部以及内蒙古、宁夏、甘肃大部。西夏与宋、辽、金多次发生战争，1227年亡于蒙古。

在西夏广阔的地域内，生活着从事农牧业的党项、汉、藏、回鹘等族群。由于宋朝经济文化发达，西夏与宋朝联系密切，与辽朝、金朝也有经济文化往来。

在走向封建化的过程中，西夏王朝的统治者借鉴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在官方的提倡之下，许多汉文典籍在西夏传播，诸多西夏统治者都是汉文化的爱好者。

据史料记载，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父亲李德明，对中原的文化制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后，效仿唐宋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李元昊之孙夏惠宗李秉常喜好汉文化，下令以汉礼代替蕃仪。夏崇宗李乾顺时期，由于上层对汉文化的模仿和提倡，在社会上出现了学习汉文化的新风气。夏仁宗李仁孝在位时间长达54年，因倾慕汉文化，曾遣使求购名儒翻译的各类书籍，又设立翰林学士院，编撰国史和实录，封建统治的规模愈加完备。

西夏在与宋朝、辽朝交往的过程中，自称“西朝”，反映了对“中国”的高度认同。西夏的官制、军制也多仿宋朝，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金朝的“中国”认同

金朝辖有今东北、华北和内蒙古大部。金朝虽然与南宋对峙，但从不自称“北朝”。金太宗南伐宋时，自称是“正统天下”。《金史》记载：“海陵恃累世强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尝曰：‘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

金朝以中原王朝继承者自居，接受了“大一统”、各民族兼容的思想，视汉人、契丹人与女真人皆为一家。海陵王反对各民族间“贵彼贱我”，认为不管哪一个民族，只要将全国统一成一家，皆可称为正统。

《大金吊伐录》记载：“两朝封疆接畛，义同一家，各宁尔居，永保信睦”，表达了宋金两朝和睦相处的愿望。《宋遣和议国信使副书》中，金称大宋皇帝为“侄”，宋称金国为“圣朝”，显然金朝自认为是正统王朝，而宋朝也是将其看作正统的。

女真人建立金朝后，其文化政策也以汉文化为指归。金太祖在发动灭辽战争之际，非常重视对汉文献资料的保护。在灭北宋的战争中，金太宗要求将士搜罗图书文献和精通经术的学者、画师、乐工、医生及各类艺人。金朝采纳汉人的科举制，十分重视经学、诸子学和史学；延续了前代记录朝廷活动的制度，如起居注、日历、实录、国史等，在保存朝廷档案方面，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金灭辽后，因俗而治。沿袭辽之南北面官制，北面实行的是女真族猛安谋克制，南面实行的是汉制，后来发展为统一的汉官制。金末于各路设行省、行六部，这是我国行省制度的开端，此种制度影响到后来的元朝。

元朝灭亡金与南宋后，撰述前朝历史，以辽宋金各分正统。《辽史》《金史》《宋史》均在正史行列里处理，说明后世封建王朝亦认可辽、金是中国历史上正统王朝序列中的一环。

总而言之，辽宋夏金各个政权均自我认同为“中国”和“正统”，坚持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具有“中国”的认同意识，也承认彼此的“中国”身份。他们分处于中国的不同地域，在其控制的地域内行使统治权，共同构筑了中国的版图，同时也认同这些地域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对“中国”的认同，为后来元朝重建大一统国家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基础。

【作者系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学院）教授】

各民族共同构建的中华文化符号

文物古迹作为中华文化符号的一部分，是历史的重要载体，延续着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阅读《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的过程中，我发现书中引用了大量历史古迹和考古文物的图片，它们与文字相得益彰，共同印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

在中华民族起源阶段的史前时期，以彩陶和玉器为纽带的共同文化符号便联结起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在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的秦汉时期，秦朝“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奠定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基础；在中华民族空前繁荣的隋唐五代时期，尤其是唐朝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时期，不仅诞生了《步辇图》《乐舞图》《霓裳羽衣曲》等艺术珍品，其间建造的“参天可汗道”更加速了中原王朝和周边民族政权的情感沟通、文化往来和经贸发展，进一步促使“家国一体”和“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增强了中华文化向心力，开创了“虽云异域，何殊一家”的新局面。

《概论》教材中呈现的这些历史古迹和考古文物，如同饱经风霜的智者静静地叙述自己的故事。透过他们的印迹，我仿佛穿越时空界限，去想象、体验和触碰古代中国各族群生产生活的场景，看到一幕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画面。通过学习，我切身体会到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感悟到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所孕育的伟大祖国、伟大民族，永远是全体中华儿女最深沉、最持久的情感所系。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文化建设具有基础性、支撑性作用。作为新时代中国青年，我们要以高度的文化责任感，梳理好中华文明的正根正源，建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使命感、责任心，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不断铸就中华文明新辉煌。

（作者系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2023级民族学硕士研究生）

培根铸魂的“金教材”

随着学习《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不断深入，我越发感受到教材所蕴含的深厚哲理，是一本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与历史“金教材”。

学习《概论》是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的历程。以《概论》教材为纲，学校为我们精心铺设了一条丰富多彩的学习路径。从《概论》课程优秀笔记展评活动的智慧碰撞，到学院组织我们赴民族文化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学习参观，再到学校组织的“铸牢”假期社会调查，我们聚焦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刻内涵，不断夯实理论学习的基石。通过挖掘身边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历史史实，深入思考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底蕴，书本上的知识变得鲜活起来，让我们不断增进“五个认同”。

学习《概论》是情感与责任塑造培育的过程。在学习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概论》课程不仅仅需要积累知识，更要做到行动转化。我积极参与《概论》教材宣介活动，将《概论》课程所学知识与“道中华”专栏融入宣讲内容，通过大学生实践计划与“三下乡”社会实践的广阔舞台，将《概论》教材知识的种子播撒到民族地区、基层社区，让“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添砖加瓦。

未来，我将持续深耕《概论》的学习与实践，把教材中的理论知识转化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的实际行动，用真挚的情感和务实的举措，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作者系大连民族大学国际商学院2022级本科生）

原文链接：https://www.mzb.com.cn/epaper/?id=1944926149075271680&time=20250715&bc=03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