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第27个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党委宣传部在全校开展了以“读书”为主题的征文活动。活动历时一个月，得到了全校师生的积极响应和热情参与，短时间内共征集征文稿件二百余篇。这些读书感悟，或感慨优秀书籍带给的人性光芒与温暖，或表现经典书籍对工作生活的启发与帮助，或描写一本好书对个人情怀的感染与感动……文字真挚，情感自然，富有感染力，有些征文单看题目，就能让人感受到阅读者因阅读而滋养了生命、涵养了精神、净化了心灵。即日起，学校各媒体平台将择优陆续刊发部分征文，以飨读者。

哈佛第21任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 Eliot），曾提出著名的“哈佛五英尺计划”。这个理念的内涵是，若一个人每天用15分钟阅读经典，四年后他所读的书就可以摆满一个五英尺长的书架。曾有人评价，“五英尺计划”奠定了哈佛未来。

值此世界读书日，希望——师生阅读，不只是每年“世界读书日”。

书到用时方恨少

王学艳

2020年春季，我承担了目录学的教学任务。接到这项工作时，我是诚惶诚恐的，担心自己专业知识底子薄、教学经验欠缺，一时难以胜任教学任务。虽然一些专业书籍萦绕在脑际，但为自己未曾系统学习而懊恼不已，也曾为自己荒废时间而追悔莫及。现在紧迫的教学工作摆在面前，我拿什么面对求知若渴的同学们呢？经过冷静的思考和梳理，着急也没用，我应快速找到激发专业知识的良径。唯有静心读书，唯有读书穷理。在书中汲取营养，在读书中打开尘封的记忆，在读书中获取专业知识和教学经验的积累。我从读书中看到了曙光。于是乎，得益于图书馆工作的便利，相关专业书籍一应俱全。我先为自己开列了书单子，目录学大家的诸多著作出现在案头枕边。有图书馆学家彭斐章主编的《目录学教程》（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来新夏、柯平主编的《目录学读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李致忠的《古书版本鉴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等等。经过泛读和精读的结合，尘封多年的专业知识被唤醒并赋予了时代的感悟。

在目录学研读过程中，我有一些心得和学生们共勉。目录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优良的学科。有许多先人，我们的先辈对于什么是目录学做过许多精辟的阐述。例如，在清代中国学术的总结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叫王鸣盛。他写过一部著名的学术笔记，叫《十七史商榷》。这部学术笔记开宗明义几句话“目录之学，乃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言之意目录学是所有学问当中最重要的事情。甭管我们做什么学问，做什么研究，一定要按照目录学的指引，才能够正确的入门，才能够正确地开展研究。

晚清著名学者章学诚，他有一本著名的书叫《校雠通义》，他在这本书里概括中国目录学的独特功能叫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谓辨章学术，是它能够区别学术分演，辨别学术异同，把握学术大势；所谓考镜源流，能够有助于你了解、把握学术发展的源流、递变，这就是目录学独特的功能。

还有那些我们熟悉的、成果卓著的学者，对于目录学没有不重视的。解放前，清华大学有个重要的学术机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研究国学的重镇，著名的学者都聚集在那儿，大家熟悉的比如说梁启超、王国维等，包括陈寅恪，当时的海归，他当年从德国回到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开的第一门课程，就叫做“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这门课是讲什么的呢？西方人研究东方学的目录学。陈先生为什么要讲这门课？在他看来，我们要研究西方人，要了解西方人研究东方学中国学的情况，首先要从目录学入手，那么这就又体现了目录学“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径”这种功能。

著名学者叫做陈垣，曾经做过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晚年总结自己的治学方法时曾说过一句话：“我的学问就是从《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总目》入手来做的”。书目答问是什么书？是晚清时期张之洞给手下学生开出的一个包括2000多种图书在内的书单子。《四库全书总目》是什么书？是清代在编写四库全书过程中形成的一部具有集大成性质的目录学著作。从《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总目》入手做学问。它体现的仍然是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径的一种功能。

所以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目录学是学术文化的思想发展史，它是文明记录、文化记录的载体演变史。它也是一种研究文献资源的收集、整序、揭示、分析、评价乃至利用这样的一门学问。

在和同学们交流过程中，有同学说了，今天我们已经信息社会啦，我们已经互联网啦。但是在我看来，今天我们依托互联网的许多信息检索系统、数据库，载体形式虽然变了，我们利用的方法变了，但这些时代产品组织文献资源、揭示文献资源，乃至于我们利用文献资源的原理，依然是目录学的原理。万变不离其宗。这些东西正是新时代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们仍然是目录学思想的时代发展，是一种时代产品。

在教学过程中屡屡提及的《四库全书》，让我不由得想起学校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想起它的来龙去脉。2000年代初，延边大学图书馆朴馆长一行来访，时任馆长包和平老师热情接待，两位馆长充分交流了办馆理念和资源建设等情况，结下了深厚友谊。朴馆长应允将馆藏的两套《四库全书》其中一套赠予我校，促成此事的意义可谓深远。在校方的支持协调下，价值不菲的《四库全书》很快入藏我馆。现如今，看到民族学研究生频频利用《四库全书》和古籍文献室，不得不佩服当年馆长的远见和魄力，有此镇馆之宝，也让我在课堂上的讲授有了底气。因为《四库全书》是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同学们可以利用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可以预见的是，循着目录学的研究方法，利用多年积淀的文献资源，我们的学生在治学道路上会走得更踏实、更远。

好了，所谓教学相长嘛，《礼记·学记》有曰“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在用目录学原理和同学们探讨读书的过程中，也是在激励我自己读书要趁早，不光要趁年龄早，并且要珍惜当下的每一寸光阴，在某一领域勤学深耕，日积月累，力求做到书到用时刚刚好。感谢这次的教学经历，让我知不足、知困，得以成长。

[作者为图书馆直属党支部书记、副馆长（兼）]

读书漫谈

王俊峰

像过传统节日在特定仪式中吃特定食物一般，世界读书日的过法似乎应该是应景地跑到装潢雅致的书店翻翻久违的书卷，就这样拍拍照然后在朋友圈晒一晒俨然成为一种传递生活讯息的风尚。微信、微博、知乎等应用，作为信息时代智能手机获取高度包装的快餐式资讯的重要渠道，极大地便利了资讯获取和分享过程。与此同时，这种便利性却产生了资讯过载的问题，症结在于过量资讯与过少资讯一样有碍于理解力的提高，而读书恰可为提升理解力奠定较为坚实的认知基础，弥补当下信息爆炸状态下片段化资讯思想性不足的缺憾。然而，在浮躁功利、急剧变化的社会中，真正的读书所需进入的沉静持续深入思考状态越来越难以被人们找到，以至于读书尤其是纸质书俨然成为一种老派的“行为艺术”。

不过据此做出人心不古之论大可不必，岂不知自古而今，读书作为生活方式从来都属少数人，区别在于过去人们不读的缘由是缺少机会受到必要的教育，现在不读的缘由是人们看不到其中的好处罢了。养成读书习惯的人群比例与文化精英比例相近的情况，应该绝非偶然，毕竟只有读书达到一定的量级才可能实现多元化有益的深入思考，进而为具备更通透的理解力和更广阔的视野乃至于达到更高尚的思想境界奠定基础。

读书与做其他事情一样，起初无拘无束地按其兴趣自由徜徉其间肯定是最让人开心的，但一直这样下去缺乏计划性和条理性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却无助于其成长。毕竟希望通过读书实现知识水平或精神力量的成长，有赖于具备通过独立思考和批判思考建构和完善知识体系的能力。只有在获取信息后通过独立思考消化吸收的过程，不至于使得我们的大脑简单地成为各种思想的跑马场，并在让有益的知识被我们理解和确证后，作为被坚信的元素有效地纳入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乃至于行为原则之中，才能对成长产生切实有益的影响，如荀子所言“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

然而，仅有独立思考能力缺乏批判思维视角，可能导致固执己见地偏执于自己观点的证成，仅仅把书本中的思想作为服务于狭隘偏激功利性目标的理论工具，如二战纳粹首领希特勒的私人读书和藏书都不下万本，但其集中阅读的论著只与日耳曼民族优越论和歧视犹太人的主题相关，就是将读书作为实现其罪恶目标的工具。这种读书方式所建构形成的知识体系没有经过批判思维在反思视角上进行修正和完善，最终给其本人和这个世界造成了一场重大的悲剧。可见，读书只有在正确的思维方式引领下才能够有利于成长。

单纯从成功学视角来看读书与成长，难免多了几分急功近利的局促态度，格局撑不起来，境界自然上不去。冯友兰曾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提出人生四大境界：“自然境界”，混沌未开；“功利境界”，为己为利；“道德境界”为人为公；“天地境界”万物皆备于我，我与宇宙同一。其中身处自然境界的人，是懵懵懂懂颟颟顸顸，依据习惯本能做事，不清楚做事情的意义和目的，糊糊涂涂度过一生，其读书的价值是启蒙心智。与此相对，身处功利境界的人活得动机明确，行为目标均以自身利益为最终落脚点，其读书的目的在于追功逐利，映衬了书中自有颜如玉和黄金屋的说法。身处这两种境界的人比例最高，这一点从市面上成功学厚黑学类别书籍最为热卖的现象即可看出。

然而，生而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就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低级动物那种吃饱穿暖的简单本能和物质需要，而应当在有限的生命中对于更高境界即道德境界乃至于天地境界有所追求。真正胸怀坦荡的文人士大夫或贵族绅士，其尊贵之处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而在于是否精神高尚，集中体现于是否具有较高的文化教养和较强的社会担当精神，达到如此境界的必要条件是要通过多读书和读好书，即经历从古今中外哲人思想家那里充分汲取滋养的过程。这种理想主义观念，召唤着具备“文以载道”功能的书籍出现，而传承至今的经典名著担负起了书籍应当有用以传播思想学说的使命责任。可见，多读经典并能从中汲取思想养料，有助于提升思想境界。

当然，境界之外也有别样世界，这是天外有天的道理。我们囿于日常生活和成长环境，看到和想到的时空世界往往局限于眼前当下，找书看书也难免停留在满足现实物质需求或具备精英意识或贵族精神的需要，于是，或是在某种境界之内打转或处于追求某种境界的过程之中，却没有意识到这种汲汲以求的状态于读书于人生也都是缺憾。有道是，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复杂，人有多少种，书就有多少种。套用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理念，读书作为一种文化活动，也可以单纯被定位为追求理性愉悦的手段，在此宗旨下，读书只为读书本身的乐趣，除此之外别无他求，既没有谋功逐利的虚妄，也没有提升境界的负担。王尔德曾说：“生活是太重要的事，不能认真地谈论它。”人生苦短，无论是在读书或者其他某件事上寄望过多，赋予更多的意义，最终无论实现与否，或许在旁人眼里也不过是场徒劳无益的笑话罢了，由此可见，苏轼所谓之“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实在是读书为人的好方法。

（作者为文法学院教师）

抗“疫”读“经”

秦明

疫情初起之时，北大罗新教授在微博中写道：“一生所学，只为此刻。”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有人问熊十力先生此时最重要的事是什么，熊先生铿锵有力地回答：“读经！”读经，貌似柔弱，实则刚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经”在哪里?有人说“经”在我们关于历史的记忆里，我想“经”在一部部经典作品里，毕竟历史记忆的传承靠经典作品。何谓经典?经典是经过时间沉淀，历史筛选，反映着不同时代特点的作品。各个学科都有经典，但哲学经典又是时代精华之集中体现。因此，越是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越是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时代，越需要我们沉下来品读经典，特别是哲学经典，这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不变之理”。

曾几何时，误入哲学之门，即便硕士毕业，依然游离在哲学之门外，想来实属不该。然而，那年夏天，导师回国，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给我讲了一篇仅十一条，共1075个字的马克思的作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安延明教授娓娓道来，铺展出一幅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历史画卷：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从宗教批判到哲学批判；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那个下午，终身难忘。导师为我打开了哲学之门，让我领略到马克思思想的伟大，也点燃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热爱。无独有偶，多年以后防疫居家期间，偶然得到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原著导读，共三集，历时四个半小时。通过对现代性根本病症的揭露即把世界的基础看成是逻辑的、理性的东西，指出文明的基础是人对事物的需要真正属于人的需要，王老师展示了马克思从知识论转向存在论的革命。两位老师旁征博引地用同一文本异曲同工地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一方面，这说明了诚如海涅所言：“箭一离开弦便不再属于射手了，言论一离开说话人的口，尤其是经过大量印刷之后，便不再属于他了。” 文本一旦产生就具有独立于作者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写作如同生孩子，作品好比孩子，只是借作者来到这世间。另一方面，这也说明经典文本的阅读方法，既要把文本置入历史语境中，从历史时空维度看文本产生的前因后果，思想总是具有历史的传承性，带着时代的印记；又要回到现实的环境中，从实践维度把握文本与当今时代发生着怎样的联系，以史为鉴大多从这个意义而言。

作为从物理学转向哲学专业的学生，曾尴尬于导师当年的一个面试问题：“你读过什么书?” 因为本科毕业前，我几乎没有完整地读过一部哲学类的经典著作。虽然很幸运没有因此而被淘汰，但随后三年的学习几乎都处于补课状态，即便现在很多时候我依然在补课。唯一庆幸的是，阅读已然成为我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即便阅读速度依然慢如蜗牛，甚至很多经典依然无法纳入我的认知系统。伴随着岁月中不断积累的阅读体验，慢慢退去了因“无知”而引起的焦虑感，也不再遗憾自己不曾拥有过目不忘的超能力。取而代之的是，在岁月静好中体验着阅读的快乐，在阅读中不断审视自己的认知系统，在认知系统因阅读不断升级中更好地理解经典中的世界，世界中的经典。时至今日，我才开始明白导师当年的教诲“书不在多，而在于精”，“把薄书读厚，再把厚书读薄，成为你自己的世界体验”，这便是成功的阅读。

如今，疫情依然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虽然我们不能像医务工作者、公职人员以及志愿者们奔赴抗疫前线，那么居家工作学习也是我们对抗疫情的一种有效方式。让我们一起在读“经”中抗“疫”，在抗“疫”中读“经”。

春天已来，静待一切美好如约而至。

(作者为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